18年後重返桃米生態村

After the Earthquake: Returning to Taomi Ecovillage Eighteen Years Later

我第一次到南投桃米村，大約是在2002年前後。

那時921地震才過去幾年，我跟著王小璘老師到桃米做生態調研。現在回想，那次經驗對我後來理解「生態景觀」這件事，其實留下了很深的影響。因為我們去看的不是一座已經完成的公園，也不是一個準備好讓遊客參觀的生態景點，而是一個剛經歷巨大災難、正在重新找方向的農村。

大約18年後，我又回到桃米。

路還是那幾條路，山也還在原來的位置，但村子已經不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多了民宿、多了遊客、多了各種以生態為主題的空間，最醒目的當然是那座我第一次來時還不存在的紙教堂 Paper Dome。站在那裡，我突然很清楚地感覺到：我看的不只是同一個地方的前後變化，而是台灣一段很特殊的災後重建歷史。

第一次到桃米，我們是來「找生態」的

1999年的921大地震對埔里一帶造成嚴重破壞。桃米原本就是一個產業逐漸衰退、人口老化的農村，地震更使它雪上加霜。農業部資料記錄，當時桃米369戶住宅中有超過六成受創，近半數全倒。(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但是災後重建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桃米最後沒有選擇「蓋回一個和以前一樣的村子」。

在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生態專家與居民逐步合作的過程裡，大家開始重新盤點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結果發現，一個原本並不起眼的農村，其實保存著相當完整的森林、溪流、濕地與農業地景，也擁有非常豐富的蛙類、蜻蜓、蝴蝶、鳥類與水生植物。後來的官方調查甚至記錄到23種蛙類、56種蜻蜓、151種蝴蝶以及72種鳥類。(日月潭旅遊網)

我大約2002年跟著老師來做生態調研時，桃米正處在這個階段。

那時候還沒有今天完整的觀光系統，也沒有現在這麼清楚的「桃米生態村」形象。我們進入的是濕地、溪流、田地和聚落，去看植物、環境與棲地。還在晚上的時候去找青蛙，聼蛙鳴。今天回頭看，我覺得那個時期特別重要——因為桃米後來所有的故事，起點不是先畫一張漂亮的總體規劃圖，而是先重新認識自己的土地。

災後重建通常很容易掉進一種直覺：房子倒了，就把房子蓋回來；道路壞了，就把道路修回來。但桃米做的事情更接近另一種思考：既然原來的生活模式已經受到衝擊，那麼這個地方還有沒有其他可能？

而答案最後藏在那些以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青蛙、蜻蜓、溪流和濕地裡。

生態是村子重新開始的方法

後來「桃米生態村」逐漸成形，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多種了多少樹，而是整個社區開始用生態重新組織生活與產業。

居民接受生態調查與解說訓練，有些人成為生態解說員；民宿、餐飲與環境教育慢慢出現；濕地和棲地不再只是村子旁邊「本來就有」的自然空間，而成為社區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也從生態環境建構、解說員培訓、民宿經營，到地方飲食與旅遊體驗逐步建立系統。(國立臺灣大學)

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景觀專業思考的案例。

我們常常把「生態復育」理解成一個技術問題：做一片濕地、種原生植物、恢復棲地。但桃米真正發生的事情，比這複雜得多。

生態被轉化成了一套新的地方關係。

居民開始需要認識自己身邊的物種；遊客來到這裡，不只是消費風景，也有人透過導覽理解環境；一塊濕地因此有了新的公共價值；保護青蛙或蝴蝶，也開始和社區的經濟收入發生關係。

生態於是從「保育對象」，慢慢變成了地方發展的一部分。

這種轉變不一定完美，觀光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永遠存在拉扯。近年的研究也再次指出，桃米在產業轉型之後，如何在持續吸引遊客的同時維護生態資源，已經成為新的治理課題。(新作坊) 但也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桃米比單純做得很漂亮的「生態景觀工程」更值得研究——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真正活著的社區。

十八年後再回去，多了一座從另一場地震來的教堂

18年後再回桃米，最明顯的新地標就是紙教堂。

它本身就帶著一段很特殊的故事。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後，建築師坂茂以58根紙管為主要結構，在神戶為受災的鷹取教會設計了這座臨時教堂。多年後，隨著日本災區逐漸復興，紙教堂完成原來的任務，經過台日兩地民間組織協力，被拆解、運到台灣，最後在2008年於桃米重新完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一座誕生於日本阪神震災的臨時教堂，最後來到另一個遭受921地震重創的村子，繼續作為社區重建與交流的空間。這件事情，其實比建築造型更動人。

我第一次來桃米時，它還不存在。18年後再次看到它，周邊已經有完整的見學園區、生態池、農園、餐飲與活動空間。交通部觀光署的資料也將紙教堂與田份仔生態池、自然農法體驗等共同視為今天桃米重要的環境教育與文化節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但對我來說，真正有意思的反而是把兩次記憶疊在一起。

第一次來的時候，我記得的是田野、生態調查和一個仍在尋找未來的村子；第二次來，這些自然資源已經被組織成一個有品牌、有故事、也有遊客的「桃米生態村」。

這種變化，很難只用「變漂亮了」來形容。

復興不是回到地震以前

桃米給我最大的啟發，是它重新定義了「復原」這件事。

我們談韌性時，常常會用一個很直觀的想像：一個地方受到災害衝擊，然後慢慢恢復，最後回到原來的狀態。

但桃米並沒有真的回到1999年以前。

以前以竹筍、農業為主的村子，經歷地震之後，逐漸轉變成以生態旅遊、環境教育、社區營造與地方文化為重要支柱的社區。從相關研究整理的發展歷程也可以看出，1999至2002年首先是災後安置與學習階段；2002年之後，才逐步進入自主營運、組織多元化與後續治理。(台灣省政府網站)

換句話說，它的「恢復」不是回到原點，而是找到另一條路。這也是今天談城市韌性、景觀韌性時，我覺得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真正有韌性的地方，不一定是災後最快恢復原狀的地方。有時候更重要的是，災害之後，一個地方有沒有能力重新認識自己、重新組織資源，甚至重新回答：

我們接下來想成為什麼樣的地方？

桃米選擇的答案是生態。

景觀設計真正介入的，也許是「關係」

18年後再回來，我已經不太會只用「景觀設計得好不好看」去看桃米。

這裡當然有濕地、有步道、有植栽、有建築，也有紙教堂這樣極具辨識度的空間。但真正讓桃米延續二十多年的，並不是其中任何一個單獨的設計作品。

而是居民和土地的關係改變了。

原本只是田旁邊的一片水域，變成值得保護的濕地；原本晚上吵個不停的青蛙，變成解說員可以講給遊客聽的地方故事；原本災後讓人想離開的村子，慢慢成為有人願意回來工作、有人專程前來學習的地方。

從這個角度看，景觀的作用就不只是「改造空間」。它也可以幫一個地方重新看見自己的價值。而我覺得，這才是桃米真正成功的地方。

同一個村子，兩次不同的人生階段

現在回頭看，我很慶幸自己曾經在2002年前後去過一次桃米。如果我第一次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紙教堂、生態民宿和完整的旅遊系統，我可能只會覺得這是一個做得不錯的生態社區。

但因為我曾經看過它還在摸索的樣子，所以18年後再回去，那種感受完全不同。

兩次看到的是同一片山、同一個村子，卻像兩個不同的人生階段。

第一次，是災害之後重新辨認自己的時候。

第二次，是那個選擇已經長成一個地方的樣子。

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話形容桃米，我可能不會說它是一個「921災後重建成功案例」。

我更願意說：

桃米讓我們看見，一個地方遭受破壞之後，復興並不只是把失去的東西蓋回來；有時候，更重要的是重新發現，這片土地原來可以成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