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he Pandemic Taught Us About Healthy Urban Landscapes
2020 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健康景觀」的文章。那時大家正在經歷一種以前很難想像的城市生活：工作、上課、購物與社交突然被壓縮到住宅附近，原本習以為常的公園、街道與廣場，也第一次因為「能不能去、離家有多遠、人會不會太多」而變得格外重要。
當時寫文章，很自然會把焦點放在疫情本身。幾年後重新拿出來看，我反而覺得真正值得留下來的，並不是如何為下一次疫情多設計幾個保持社交距離的座椅，而是那段特殊經驗讓我們重新看見了一件一直存在、只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城市環境本身，就是公共健康的一部分。
這個觀點並不是疫情之後才出現。世界衛生組織早在疫情以前就已經整理大量研究，指出城市綠地與心理放鬆、壓力降低、身體活動、社會互動，以及降低熱、噪音與部分環境暴露有關。後續的系統性回顧也大致支持都市綠地與身體活動及心理健康之間的正向關係，同時提醒我們，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有沒有綠地」，還包括距離、品質、安全感與是否真的方便使用。(世界衛生組織)
疫情只是用一種非常劇烈的方式，把這件事突然放到了所有人眼前。
一場疫情，讓公園從「城市配景」變成生活基礎設施
疫情期間，有一項我到現在仍然印象很深的研究。
2020 年，Venter 等人利用挪威奧斯陸的移動活動資料，觀察部分封控期間居民如何使用戶外綠地。研究估計，與前三年相同日期相比，戶外休閒活動增加了約 291%；而步行、跑步、健行與自行車活動，也更集中在綠視率較高、樹冠較多的路徑上。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時空背景，不能把這個數字直接套用到所有城市，但它很清楚地反映出，當室內活動受到限制時，人會主動尋找能夠呼吸、移動與暫時離開高密度環境的地方。(Brage)
以前做城市綠地規劃，我們很容易從面積、服務半徑、生物多樣性或景觀系統去談公園。但那段時間讓我第一次很直接地感受到，對一個住在高密度城市裡的人而言，樓下能不能走到一片樹蔭、附近有沒有一條可以散步的路，可能比城市另一端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大公園更加具體。
這也是我幾年後重新看「健康景觀」時，最大的變化。
以前我們習慣把健康當成景觀帶來的一種附加效益，好像先把公園設計好，再說它具有療癒、運動與減壓功能。現在我反而覺得，對很多日常公共空間而言，健康本來就應該是設計條件的一部分。遮蔭夠不夠、走路舒不舒服、老人能不能停下來休息、孩子能不能安全活動、人在情緒很差的時候是否還能找到一個不用消費就能停留的地方，這些看似很普通的問題，其實都和城市健康有關。
大公園與小綠地，從來不是二選一
疫情初期曾經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討論：城市到底應該繼續集中建設大型公園，還是應該增加更多分散在住宅旁邊的小型綠地？
幾年後再看，我覺得這其實不是一道選擇題。
大型公園仍然有不可取代的價值。它能夠容納比較完整的生態系統、大尺度活動、城市通風與雨洪調節，也能提供一般口袋公園不可能擁有的空間經驗。但一座再好的公園，如果一個居民需要搭四十分鐘地鐵才能抵達，它和每天走出家門五分鐘就能坐下來的一小片綠地，扮演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
真正健康的城市，更像是一個有層級的綠色網絡。大型公園提供完整的城市生態與休閒核心，社區公園、街角綠地、林蔭步道、校園開放空間與雨水花園，則讓自然真正進入每天的生活。
這個想法到了近年反而更加清楚。2025 年《Nature Communications》一篇討論「15 分鐘城市與都市自然」的文章特別指出，小型綠地、口袋公園與社區花園即使單一面積有限，如果分布足夠密集，仍能對休閒、社會互動、心理健康與生物棲地連結產生累積效益。文章甚至進一步提出，15 分鐘城市不能只考慮人的便利，也應該把植物與動物需要的近距離棲地一起納入規劃。(Nature)
它把「健康城市」從只照顧人，再往前推了一步。
一個真正健康的城市，也應該讓其他生命活得下來。
15 分鐘生活圈真正留下來的，不是一個數字
2020 年寫原來那篇文章時，我特別談到了巴黎、米蘭以及「15 分鐘城市」。疫情期間，這個概念突然變得非常熱門，原因很容易理解：當遠距工作增加、公共交通受到限制，人們自然會開始問，如果日常需要的公園、學校、商店、醫療與休閒設施，都能在家附近完成，城市生活是不是可以少一點長距離通勤？
米蘭當時的適應策略，就把更多步行、自行車與公共空間重新分配納入疫情後的城市調整，希望居民不需要完全依賴汽車完成每天的移動。(米蘭市政府)
幾年後，15 分鐘城市已經不只是疫情時期的臨時話題。2024 年《Nature Human Behaviour》利用約四千萬個美國行動裝置的移動資料分析居民的近距離消費活動，結果顯示，社區附近設施的可及性確實與居民是否願意在當地完成日常活動高度相關。但這項研究同時也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如果只是讓不同社區各自「什麼都有」，卻沒有處理住房、收入與城市機會的不均，近距離生活也可能加劇某些群體之間的社會隔離。(Nature)
所以今天再談 15 分鐘生活圈，我不太在意到底是十四分鐘、十五分鐘還是二十分鐘。
真正重要的是「近」。
人是不是可以少花一點生命在通勤上，多一點時間留給生活。
對景觀設計而言，這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只把最好的景觀資源全部集中在少數大型項目裡，而應該重新看那些每天真正被使用的街角、小公園、住宅綠地、校園邊界與步行系統。它們可能沒有明星項目的照片效果，卻很可能對一座城市的健康更加重要。
韌性不是空間永遠不變
疫情還讓我重新理解另外一件事，就是空間的「彈性」。
2020 年芝加哥的 McCormick Place 原本是一座大型會展中心，在很短時間內被改造成 COVID-19 臨時醫療設施；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500 間病患空間，而整體計畫一度按照 3,000 床的規模進行。(Ready Illinois)
同一時期，Carlo Ratti Associati 與跨國團隊推出 CURA，把標準貨櫃改造成具負壓設備的加護病房單元，再利用充氣通道串接。第一個原型在四週內完成並安裝於義大利杜林的臨時醫院。它最值得看的地方不只是「貨櫃醫院」這個造型，而是把標準化、移動性、快速組裝與模組擴充放在同一套設計裡。(Carlo Ratti Associati)
嚴格來說，這些並不是景觀項目，但它們讓我開始重新思考公共空間。
我們做一座廣場時，是不是只能想像它永遠就是廣場？
一大片草地除了週末野餐，遇到災害時能不能成為物資集散或臨時避難空間？
公園裡的電力、給排水、入口尺度與動線，如果在最初設計時多想一步，未來是不是就可能多一種用途？
這和我研究城市韌性多年之後愈來愈強烈的感受其實很接近。韌性並不是把一個城市做得堅不可摧，而是當原本的生活方式被打亂時，它仍然有能力調整。
好的空間有時也應該如此。
平時看不出它在「防災」，真正需要的時候卻可以迅速變成另一種空間。
健康景觀不應該只剩下「防疫設計」
現在回頭看疫情期間一些關於景觀的討論，有些其實已經沒有必要保留。
例如公園座椅一定要拉開多少距離、地面是不是應該畫一堆間隔圓圈，這些都非常具有當時的時代背景。如果今天還把健康景觀理解成這些做法，反而會把一個很大的問題縮得太小。
我現在比較在意的是，疫情留下來的那些比較長期的問題。
一個人在家附近是否有地方散步？
炎熱夏天有沒有連續的樹蔭？
高齡者是否可以走一小段就休息？
小孩是不是一定要由父母開車才能接觸自然？
一個收入不高的家庭，是不是也能平等地使用品質好的公園？
社區裡有沒有一些不以消費為前提的公共空間，讓人可以坐著、聊天、活動，甚至只是發呆？
這些問題並沒有因為疫情結束而消失。
WHO 在後來整理綠地與心理健康研究時，也特別指出，並不存在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最佳綠地」。不同年齡、不同社區、不同文化與生活方式，需要的空間並不完全一樣。真正重要的仍然是能否接近、是否安全，以及它和日常生活之間是不是建立了真實的關係。(世界衛生組織)
這讓我也重新看待以前文章中談到的社區農園與屋頂農園。疫情期間，很多人關注它們，是因為擔心食品供應與封控。但今天再看，它們更有意思的地方未必是「城市自己生產多少食物」，而是讓種植、鄰里交往、身體活動、環境教育與生物多樣性在一小塊地方同時發生。
一塊社區花園可能解決不了城市糧食安全。
但它可能讓一個人重新認識住在隔壁的人，也可能讓一個從來不知道番茄怎麼長大的孩子，第一次看見一株植物從土裡長出來。
這些同樣是健康。
幾年後，再回頭看「健康景觀」
2020 年寫那篇文章時，我最後問的是：疫情會不會成為景觀規劃的一個轉機？
幾年後再回答，城市並沒有因為一次疫情徹底變成另一種樣子，大部分人的生活也逐漸回到了原本的軌道。但有些觀念確實留下來了。步行、自行車、近距離生活、都市自然、公共空間彈性，以及心理健康與環境之間的關係，都比以前更容易進入城市設計的討論。
城市的健康，最後並不是由一張宏大的總圖決定。
它可能只是來自家門口那一排成熟的樹，一條願意讓人慢慢走的街道，一個老人每天都能坐下來的地方，一座不用特別安排行程就可以經過的小公園。
疫情曾經讓我們突然失去了很多原本理所當然的日常。
也正因如此，我們才重新發現：
真正好的城市，往往不是什麼都有，而是那些每天需要的東西，都離我們不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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